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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晚清蕃煙:一位日本僧人的西藏生死書

作者:admin 來源:網絡整理 更新時間:2018-06-06 12:22

我在京都住的地方臨近大谷大學,幾乎每天都路過。這是一所規模不大的佛教私立學校,前身是東本愿寺的修行所,1901年改編為現代大學。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全校師生全部加起來也不超過五千人,主校區十幾分鐘就足夠繞一圈。但大谷大學圖書館素來馳名在外,除了神田香巖“容安軒”、神田喜一郎“佞古書屋”的善本古籍外,還藏有北京版《西藏大藏經》一部,為庚子事變時僧人寺本婉雅從北京獲得。

1900年義和團運動過后,在滿目瘡痍的安定門外,寺本目睹黃寺、資福院的喇嘛逃亡幾盡,佛像被軍人破壞,兩寺境內一片狼藉,“慘怛如修羅場”。但他欣喜地發現兩部大藏經竟然保存完好,就和主持喇嘛談商議買下。主持正苦無米下炊,沒怎么猶豫便一口答應。兩部大藏經運到日本后,黃寺所藏明版更為精美,遂被給日本天皇,后轉歸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但卻陰差陽錯地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中化為灰燼。反而是價值略遜的康熙版安然存于大谷大學,共計一百零六函、一千一十六部佛經至今無恙。

出發前夕寺本婉雅(左一)在北京公使館

寺本對于日本佛學、藏學研究的貢獻尚不止于此。1915年,已回國在滋賀縣鏡山隱居多年的他得到南條文雄、榊亮三郎的強力推薦再度出山,受聘為大谷大學教授,兼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教授藏語和佛教學。這是自1877年日本現代大學體系建立以來,第一次有人開設藏語課程。除了教學以外,他還著有《于闐國史》《新龍樹傳研究》《西藏語文法》,譯作有《異部宗輪論》《十萬白龍》等。

從1898到1909年間,寺本曾三次橫穿中國,在西藏、青海、內蒙古等地游歷,并長居雍和宮、塔爾寺、扎什倫布寺研讀藏文佛經,留下了數量可觀的日記。在1940年去世前,他曾囑咐兒子寺本昌雄道:“人世間無論何事,都只有一代的期限。日記這樣的東西在我死后,還是盡快當廢紙處理或者賣給古書店吧。”所幸其子未遵循遺愿,1974年《藏蒙旅日記》經橫地祥原編輯由東京芙蓉書房出版,我們今天才能一窺這位日本僧人西行“取經”的種種細節。

明治末年,西藏在日本人眼中還是遙遠且危險的“秘密國”。第一個到達拉薩的僧人河口慧海1903年回國時,曾引發日本媒體的集中報道,上升為重要公共事件。有人懷疑他是在招搖撞騙,根本沒有去過西藏,直到河口展示大量藏地佛像、佛經和植物標本時才平息質疑。寺本的出發時間比河口還早兩年,他是1898年作為京都本愿寺派出的僧人出發的,出發前也已積毀滿身,包括斷定他只是博虛名的“輕薄兒”這樣的酷評。

6月30日寺本婉雅從京都站啟程,當天只有真宗大學(大谷大學前身)的生徒們趕來送行,父親堅持送他到大阪梅田上車。7月2日的最終分手猶如生離死別,“能否再次踏上故國的土地,不得而知。”他在神戶登上日野號軍艦,7日下午到達上海。在船艙中他就聽說上海的日本人居留地甚是“不潔”,當首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映入眼簾的第一個畫面正是喧囂混亂的黃浦江碼頭。

大谷大學藏西藏《大藏經》

在仲夏悶熱的上海,寺本婉雅親身經歷了一次中西方風俗觀念沖突。起因是法租界工部省旁有一處寧波棺廟,在上海謀生的寧波人死后將棺木移于此,等到選好良辰吉日、勘驗墓地風水、土地方位后再入土為安。但出于各種原因,有時棺木一存就是十多年,導致尸骸糜爛、臭氣熏天,引發附近法國人的極大反感,他們屢次向上海道臺申請處理皆得不到回應,遂派水兵強行將棺廟的墻壁破壞。占到上海人口的三分之一,總數達六十萬的寧波人被徹底激怒,他們以罷市相回應,最終演變為社會騷亂。

寺本認為法國人的憤怒“不能說毫無道理”,私人或家族利益總不能以損害公共衛生為代價,他認為清國人“眼中只有私欲,毫無公共觀念,他們遭到文明程度更高的國家蹂躪,無足怪也。”此事件加深了他的看法,即這個國家的人生活水平太低,貧民太多,只關注眼前,至于“國體如何、政治如何等等,彼等一無所問。忠孝、節操、信義,彼等亦毫不介意,只要獲利,雖奴隸亦可為之。從根本上來說,清國人和猶太人沒有什么分別。”他認為要重塑清國人的精神內核,挽救破落的東方帝國,首先必須在此傳播日本凈土真宗版的佛教。

雖然日本佛教起源自中國,寺本卻在通過觀察后認為,受明代禪宗和清代喇嘛教的雙重影響,今天的中國佛教在一切虛空理論的浸潤下,已經淪落為念佛祈禱、咒力詛誦的現世神秘主義,缺乏超越性力量:“如果說中國現在已經毫無宗教,恐怕亦非過言。佛教早已衰落,腐敗滲入骨髓,毫無匡救之希望。各地寺院雖存,只空留形骸。伽藍巍然聳立,寺院境內廣闊,即使在一座小城里,也能追懷昔時佛教盛大時的遺跡。然而僧侶之無學令人震驚,即便是稍解文字、稍通數理之人,亦寥若晨星。”但鑒于清國目前內憂外患,形勢危若累卵,在布教時最好“以喚起清國人之同情心為最必要之事。”

報著這樣的想法,7月末寺本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途中,一有機會便嘗試與清國人筆談,并伺機傳教。他的第一個試驗品是在船上遇到的底層讀書人,在寒暄了一番,表達了儒教是一種學術,而非一種宗教的基本立場后,他先奉承道“弊國仰教孔子、孟子,與貴國同矣”,接著話頭一轉,忽然宣稱日本今天“達文明之域,能與西洋諸國拮抗,為東亞之文華,則由佛教之存也,貴下以為如何乎。”這番生硬的轉折讓對方無言以對,敷衍了“所論極是”四個字后筆談便到此結束。

1899年初在北京順利獲得到入藏通行證后,寺本回到上海,準備沿水路向四川甘孜打箭爐進發。3月13日,他與曾經的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會面,后者不久前因為參與戊戌變法被褫奪公職,隱居海上客舍,頗為潦倒無歡。寺本婉雅覺得文廷式的氣宇宏量異于常人:“博學多識、讀破藏經、精通佛典,據說還虔信佛教。”文廷式向他詢問了日本凈土真宗與中國凈土宗之間的區別,并對日本僧人可以食肉娶妻一事表示了理解,開明派官員的底色仍然不減,寺本則表明此行的目的:“我本愿寺深感東亞時局也,發奮以欲傳道佛教于歸國焉…非有它意矣。”

幾天后,寺本溯長江而上,沿途看到的是巫教的怪力亂神、士兵的飛揚跋扈、喇嘛的游墮無行。5月30日他到達成都,立即根據自己一年來的見聞,提筆用漢文致信四川總督奎俊,提出了十五點改革建議,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學習歐美軍事制度,鋪設鐵道,開采礦山,締結中日同盟,派有為青年去海外留學,改革儒、佛、道教的諸項弊端,等等——在戊戌變法剛失敗,政局全面開倒車之際,日本僧人這封不合時宜的投書,自然是得不到任何回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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