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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之前的歐風日漸:日本的變異與進取精神的塑造

作者:admin 來源:網絡整理 更新時間:2018-07-03 22:22
豹網 2018-07-03 10:14:07:

1690年,德國醫生恩格貝爾特·坎普法因為工作關系來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駐日商館。商館位于長崎海灣的人工島“出島”上,與本土5a8徹底隔絕,但坎普法還是借用兩次隨館長例行赴江戶拜謁將軍的機會完成了歐洲第一份系統介紹近世日本的著作《日本志》,還在他的亞洲列國游記《廻國奇觀》中開辟一章描述了本針對歐洲人的嚴密戒備與封鎖。在這里,受盡幕府海禁之桎梏的坎普法給出了一個現在看來有些難以理解的結論:雖然不利于通商,但對于一個像日本這樣生態獨特而又堪稱富足的國度而言,遺世獨立是再合理不過的選擇。

作為一名來自歐洲的博物學者,坎普法對日本植物的考察最終為林奈的植物命名法提供了重要素材,令他在生物學史上留有一筆。但在他匆匆停留兩年的日本,《廻國奇觀》中的那個奇怪結論無疑引發了一個遠遠超出他想象的余波:當一位日本的西洋學者志筑忠雄在1801年把《廻國奇觀》的荷文版從長崎譯介回國內時,他將坎普法稱贊日本孤立主義政策的部分取名為《鎖國論》,“鎖國”這個從未見于江戶早期官方文獻的舶來詞匯最終成為了幕府海禁政策的統稱,也在明治維新后成為批評江戶日本守舊排外性格的重要武器。

美國日本文學研究者唐納德·金的早期著作《日本發現歐洲》講述的正是被掩蓋在“鎖國”二字之下的日歐交流故事。通過把焦點被普遍認為封閉而停滯的江戶時代,《日本發現歐洲》為身陷德川政權海禁體制之下卻依舊致力于研究西洋文明的一批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幅思想群像。雖然這些自稱為“蘭學者”的親歐學人從未踏足歐洲,也沒能親自為近世日本帶來快速的革命性變化,但他們憑借對保守學術氛圍的挑戰和對自身好奇心的堅持,在思想層面無愧為歐洲的“發現”者。

蘭學事始:“鎖國”神話中的格物運動

作為21e01868年戊辰戰爭事實上的戰敗者,德川政權自明治時代以來便被視為阻撓日本文明開化的最大敵人,受德川政權統治的近世日本也被冠以“鎖國”名號,成為福澤諭吉、和辻哲郎等人口中亟須革除的一種封閉形態。但正如“鎖國”二字的緣起所顯示的那樣,近世日本的對外通交很難以200年為尺度進行整體的衡量:江戶幕府自寬永年間(1624-1645)起禁止日本人出海、斷絕與天主教國家往來以及將海外貿易收束于長崎(對中國及東南亞,含荷屬東印度)、對馬(對朝鮮)、松前(對北海道阿伊努人)和薩摩(對琉球)四口的一系列措施并非出于一種純粹的排外主義,而是幕府為建設穩固的全國政權,明確室町末期以來趨于模糊的“日本國”邊界并獨占貿易利權的現實主義舉措。

以坎普法旅居過的長崎為例,作為16世紀末以來的南蠻貿易據點,幕府不但在將其設為天領(直轄領)后繼續利用當地的商業渠道進口生絲與中藥材,更看重貿易帶來的國際情報網絡的價值,終江戶一世對到港外國商人進行盤問并定期整理成《風說書》,以時刻掌握遠東海域的最新情況。而在坎普法抵日三十年后的享保五年(1720),熱衷于改善本國歷算、農業、馴馬等具體技術的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宣布放松寬永以來為禁絕天主教而頒布的洋書之禁,允許與基督教無關之西洋文獻在國內有限流通,是為民間學者在實學領域引進荷蘭語資源之“蘭學”運動的先聲。

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放寬書禁的動機在蘭學運動早期可謂頗具代表性:無論受命于幕府還是處于自身的好奇心,能夠驅使那些率先投身于蘭學運動中的儒學與醫學者將大量時間(吉宗時代的儒學者青木昆陽奉幕命編譯詞典《和蘭文譯》用了18年,野呂元丈翻譯16世紀的荷蘭博物學書籍《阿蘭陀本草和解》則用了10年)投入到西洋文獻解讀翻譯工作當中的最大動力,并不是某種對西化或近代化之抽象理念的緊迫感,而是近代早期西方自然科學體現出的強烈的實證魅力。盡管在18世紀的歐洲思想界看來(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在德川吉宗放松書禁后一年發行)這種博物學色彩重于專業性的研究已經開始顯得粗糲,但對于通常出自宋明理學背景的蘭學者而言,這無疑是“格物”精神的最佳體現。

也許沒有什么能比藩醫出身的蘭學者杉田玄白、前野良沢二人聯手翻譯《解體新書》的故事更能體現這種實證魅力的作用:當這兩位幾乎沒有受過荷蘭語訓練的醫生在1771年4月的一次尸體解剖中目睹了人體結構如何與荷蘭文獻相吻合,卻又與漢方醫書中的五臟六腑說顯著不同,他們立刻決定把已在歐洲出版40年(這在早期蘭學譯作中已屬及時)的《解剖圖譜》譯成日文,并在得到幕府許可后于1774年公諸于世。他們的最終成果《解體新書》第一次在漢字世界引入了“神經”“十二指腸”等概念,從此定義了近現代遠東醫學的術語體系,也標志著江戶時代的蘭學開始從艱難探索的萌動期進入開枝散葉的勃發期。

西域物語:“破格”的世界想象

對于18世紀的江戶蘭學而言,《解體新書》意義不止體現在其作為一項學術翻譯工程的成果(事實上《解體新書》在出版后仍有不少有待訂正之處),也是蘭學者們發展關系、結成學社的重要契機。得益于參覲交代制度下江戶作為全日本人員與出版資源最集中地帶的條件,繼杉田玄白在江戶開設第一間專職傳授蘭學的私塾“天真樓”之后,曾參與《解體新書》校訂工作的弟子大槻玄沢(玄取自杉田玄白,沢取自前野良沢)也在1785年開設蘭學塾“芝蘭堂”。

葛飾北齋的《富岳三十六景》

以芝蘭堂等蘭學塾為舞臺,一個憑共同志趣乃至共同活動(在陽歷新年根據荷蘭習俗慶祝“紅毛正月”的“新元會”)連結起來的學術沙龍開始形成。正是在這一蘭學者社群的譜系里,有著將在日后向幕府高層獻上《赤蝦夷風說考》預言俄羅斯威脅的仙臺藩醫工藤平助,以及經平賀源內(他也是杉田玄白的朋友)介紹,為《解體新書》繪制人體解剖圖的秋田藩士小田野直武。在習得西洋畫技法后,小田野直武開辟了日本第一個西洋畫家群“秋田畫派”,就連主君佐竹曙山也受其影響,但他門下最有成就的弟子當數司馬江漢,他不但通曉狩野派大和繪與南蘋派中國文人畫,還精于透視、陰影畫法以及銅版技術,深刻地影響了葛飾北齋的浮世繪。

有趣的是,雖然司馬江漢影響下的浮世繪在19世紀末強烈啟發了法國的印象派,但他本人對藝術的觀念卻是文藝復興式的。他傾心于西洋繪畫所承載的科學乃至哲學資源,認為唯有洋畫技法能更加準確地反映現實,從而將日本畫家從脫離實際的中國畫法中解放出來,而這種破格意識本身就是蘭畫的存在價值。這種追求破格的想法在蘭學作為一個學派逐漸壯大的時期變得越發普遍,而在挑戰東方傳統知識的權威方面,沒有哪個學科的威力能與地理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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