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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洪:公眾關切摔手機大媽,或引發國內法律支

作者:admin 來源:網絡整理 更新時間:2018-06-26 14:07

摘要:而國內媒體最后所陷于絕境的是:我們該丟掉“拾金不昧”的道德高帽,基于真實的人性,制定合理性更高的規定。而實際上,這里的論述過程明顯非常荒謬。按照這些觀點的邏輯,所謂真實的人性并不在道德規范范疇之內。所以說,國內的個別記者無論是語言或是在邏輯思維方面,都明顯存在著知識的不足之處。很明顯,在這場討論當中,被撿到物品的所有權到底歸誰所有才是真正需要理順的關鍵。

新聞背景:近日一則大媽要求失主給她2000元酬謝費的事件引起公眾普通關切或議論。事情的焦點無非是大媽針對酬謝費討價還價不成而拒絕將手機交還,于是姑娘選擇報警。面對報警,大媽怒摔手機以示抗議。苗洪在此事件之后發表意見指出,這位大媽的行為到底是否“不占便宜不舒服”的精神,以及“我占不到便宜你也別想舒服”的作風,尚需謹慎商榷。而國內大部分媒體對此事件的報道或評論也是保持在兩難姿態或態度。據說,在后來的某些媒體報道中又站立在明確支持大媽一方。

正文:在某種程度上,國內媒體的陳述明顯將讀者引向指責大媽的方向:這則新聞最能引起大家關注,激起讀者情緒的,自然是這位大媽

“不占便宜不舒服”的精神,以及“我占不到便宜你也別想舒服”的作風。但是,我們在這一過程當中卻不去思考失主是否應該報警的事情。而另外,如果大媽當時對手機不聞不問隨后走開呢?

國內的媒體在關于這事的討論中,還特意捆綁了“拾金不昧”的美德進行討論。而不管媒體如何辯證的討論這層道德關系,大媽都是被譴責的一方。如果站立在這個角度議論這一事件,道理就永遠在失主的一方。但是,媒體卻又與此同時拋出了一個公眾道德水準不同層次的類似反證法的方式來衡量大媽的行為:“必須承認,不是每個人都有這么高的覺悟”。但是,問題出來了,根據大媽索要酬金的行為事實,她應該被列入低等道德覺悟的層面,而絕對不是覺悟程度很高的那種個體之一。

而另外,媒體又生發出一個拾金不昧需要成本的法則來進行這一事件的討論:在很多時候其實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你要耗費時間精力,保管財物,沒準還需要到約定好的地點去把東西還給失主。而我個人認為,拾金不昧是否具有成本都不是失主拒絕酬謝的理由。如果這個問題被拓展,那么誤工費,路費,聯絡電話費用都應該被合并計算到酬金金額之中。

因此,這個成本說并不合乎邏輯。如果這個邏輯一旦被確立,那么拾金不昧的優良傳統就會被完全否定。國內媒體在此基礎上給出的答案是:從人性的角度講,相信很多人不愿意白干這些活,很可能會因為怕麻煩,干脆就不去做好事了。所以,給拾金不昧者一定的酬勞,是有合理性的對應關系。但是,這種合理的依托是否就一定要以道德規范為準繩呢?很明顯,這種思路很片面。如果每個撿到物品者道德覺悟不同,那么失主的道德層面也應該在審視或評判之列。

而國內媒體最后所陷于絕境的是:我們該丟掉“拾金不昧”的道德高帽,基于真實的人性,制定合理性更高的規定。而實際上,這里的論述過程明顯非常荒謬。按照這些觀點的邏輯,所謂真實的人性并不在道德規范范疇之內。所以說,國內的個別記者無論是語言或是在邏輯思維方面,都明顯存在著知識的不足之處。很明顯,在這場討論當中,被撿到物品的所有權到底歸誰所有才是真正需要理順的關鍵。

很多國家在法律上支持“拾金索酬”的行為,而且很關鍵的一點是,很多國家的規定都比較細致具體。把“撿到價值多少錢的東西可以對應獲得具體多少錢的酬勞”之類的問題,都安排的明明白白。清晰明確的金錢數額規定,除了讓拾金不昧者受益之外——但這些記者說來說去,還是為了防范像這次新聞中的這位中年大媽一樣,向失主漫天要價。所以,由于國內媒體個別記者的知識缺陷,很多問題的闡述非常缺乏客觀。相信國外的類似法律條款出發點還沒有這么低檔。

但是,不論如何,這種事件的發生在我國并不是首次發生,也不是一個新的命題。或許制訂一個合情合理的法律條款,讓道德規范變得更加輕松,讓失主與拾主都輕松的面對現實。實際上,現實生活當中還有許多方面的問題需要法律去過問。比如說,藏匿所撿到的物品,或直接占為己有,或就地毀壞物品等。因此,很多方面并不是單純用道德規范就能解決的問題。所以,希望國內能夠制訂出更加合理的條款來約束一些可能暫時被法律無法追究的隱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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